病毒之名，一场全球性的身份政治博弈

2020年初，当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在全球肆虐时，人类很快发现，我们不仅在与一种生物病毒作战，还在与一种"话语病毒"纠缠，这种病毒最初被称为"武汉肺炎"，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"COVID-19"，而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则赋予其学名"SARS-CoV-2"，名称之争随即爆发——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坚持使用"中国病毒"的说法，中国官方媒体则反击称其为"美国病毒"，社交媒体上出现了"功夫流感"等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称谓，这场看似简单的命名争议，实则揭示了疾病命名背后复杂的政治角力、文化偏见与身份认同斗争，从黑死病、西班牙流感、梅毒到艾滋病，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疫情都伴随着命名政治学，病毒名称成为投射恐惧、转嫁责任、建构他者的文化符号，在全球化遭遇逆流、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当下，COVID-19的命名之争不仅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紧张态势，更暴露了人类面对未知威胁时的深层心理机制——我们需要为恐惧找到一个具体可指的对象，而命名恰恰提供了这种心理慰藉。

疾病命名的政治性可以追溯至中世纪，14世纪那场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大瘟疫被称为"黑死病"，但这个名称直到16世纪才出现，早期文献更多使用"大瘟疫"、"大死亡"等中性表述，历史学家发现，"黑死病"名称的流行与当时欧洲对阿拉伯世界的敌意有关——"黑色"在中世纪欧洲文化中常与邪恶、异教相关联，这一命名无形中将瘟疫"他者化"，暗示其来自欧洲文明之外的威胁，类似情况也出现在1918年大流感中，尽管历史证据表明该病毒可能起源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，但它却被广泛称为"西班牙流感"，这是因为一战参战国实施新闻审查，禁止报道可能影响士气的疫情消息，而中立的西班牙媒体率先报道，结果该国"背锅"成为流感的代名词，命名从来不是纯粹的学术行为，而是知识与权力交织的政治过程，法国哲学家福柯在《临床医学的诞生》中指出，医学分类体系本质上是权力运作的产物，疾病命名是"将身体纳入知识控制"的方式，当我们将某种疾病与特定地域、群体关联时，实际上在进行一种社会意义上的"病原体定位"，这种定位往往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需求。

COVID-19的命名争议呈现出鲜明的当代特征，2020年2月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命名为"COVID-19"，强调这一名称"不指涉地理位置、动物、个人或群体"，这一决定遵循了世卫组织2015年发布的疾病命名新规，该规定明确禁止使用城市、国家、地区、人名等可能引发污名化的元素，政治现实很快冲破了这一技术官僚的理性设计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坚持使用"中国病毒"的说法，其政府高官甚至抛出"武汉病毒"、"功夫流感"等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称谓，中国官方则反击称病毒可能源自美国军运会运动员，官媒开始使用"美国病毒"的表述，名称之争迅速升级为外交事件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美国的命名"污名化中国"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坚持使用"武汉冠状病毒"并推动G7将之写入联合声明(遭其他成员国反对未果)，这场命名拉锯战反映了更深层的国际权力转移焦虑——美国试图通过命名维持其话语霸权，中国则拒绝接受这种强加的身份标签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显示，2020年3月至5月间，西方媒体使用"武汉病毒"等地域性名称的比例高达38%，而同期亚洲媒体这一比例仅为6%，这种不对称的命名实践揭示了全球话语体系中的权力不平等。

病毒命名的种族主义阴影令人忧心，历史经验表明，将疾病与特定族群关联总会导致歧视与暴力，14世纪黑死病期间，欧洲犹太人被诬告"投毒"而遭到大规模屠杀；19世纪霍乱流行时，爱尔兰移民被视为疾病载体而遭受排斥；艾滋病最初被称为"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"(GRID)，加剧了对LGBTQ群体的污名化，COVID-19的种族化命名同样引发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，美国"停止仇恨亚太裔"组织数据显示，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间收到近3800起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报告，其中许多施暴者直接引用"中国病毒"的说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，更微妙的是，这种命名政治还影响了防疫国际合作，当病毒被建构为"外来威胁"时，各国更容易采取排他性的防疫策略而非协作应对，印度学者Prabir Purkayastha指出："将病毒国籍化的直接后果，就是每个国家都试图筑墙自保而非共享资源。"命名在此成为身份政治的武器，强化了"我们vs他们"的对立叙事，削弱了全球集体行动的基础。

从学术命名的演变可以窥见科学理性与政治压力的拉锯，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新冠病毒命名为"SARS-CoV-2"，强调其与2003年SARS病毒的基因相似性，这一定名遵循病毒分类的学术传统——基于基因组特征而非地理起源，然而这一专业决定也遭遇政治解读，部分中国科学家初期反对这一命名，认为可能引发公众对SARS的恐慌联想并影响经济复苏，这种紧张关系体现了科学自主性面临的挑战——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，科学命名难以完全隔绝于政治考量，更复杂的案例是变异株命名，为避免污名化，WHO于2021年5月宣布以希腊字母命名值得关切的变异株(Alpha、Beta等)，取代原先使用的发现国命名法(如"英国变异株")，但这一改革并未完全平息争议，当Omicron变异株在南非被首次测序后，多国仍迅速对南部非洲国家实施旅行禁令，显示地名与病毒风险的心理联结难以彻底切断，牛津大学命名研究员Mari-Rose Kennedy指出："科学命名试图建立中立的分类体系，但公众和媒体总是倾向于更具叙事性的名称，这种张力在社交媒体时代被进一步放大。"

病毒名称最终成为映照社会心态的文化符号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·贝克曾提出"风险社会"理论，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系统性风险的全球化与个体化并存——风险无处不在却又难以归因，这种不确定性催生强烈的焦虑，在此背景下，为病毒赋予一个具体名称(尤其是与特定地域、群体关联的名称)提供了心理上的确定感，仿佛找到了可指责、可防御的具体对象，人类学家Mary Douglas在《洁净与危险》中提出的观点在此极具解释力——每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分类系统建立秩序感，将"危险"定位到特定类别(如外来者、边缘群体)是一种普遍的文化防御机制，社交媒体时代，这种心理机制被算法放大，简化的标签更易传播，复杂的事实常遭忽视，意大利符号学家Umberto Eco曾警告："命名是拥有世界的方式。"当我们接受"XX病毒"的命名时，无形中也接受了其背后的认知框架——可能是民族主义的、种族主义的或是地缘政治对抗的，这解释了为何名称之争绝非文字游戏，而是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危机本质、界定集体责任、构建防疫伦理的深层文化斗争。

回望这场全球疫情中的命名政治，我们或许需要一种新的命名伦理，疾病命名应当遵循三个原则：科学准确性(反映病原体特征)、文化敏感性(避免污名化特定群体)、全球公共性(促进而非阻碍国际合作)，这要求科学家、政策制定者与媒体形成新的责任共识——抵抗将疫情政治化、武器化的诱惑，警惕名称中的隐性偏见，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团结，法国哲学家布鲁诺·拉图尔提醒我们："现代社会习惯于将自然与文化割裂，但像疫情这样的'混合事物'恰恰展示了它们的纠缠。"病毒本身没有国界、没有意识、没有身份政治，是人类的话语实践赋予了它们这些文化意义，在可预见的未来，随着气候变化加剧、人与动物接触增多，新发传染病可能更加频繁，人类面临的真正考验不是如何命名病毒，而是能否超越命名背后的身份政治陷阱，建立基于科学理性与人类共情的防疫文化，毕竟，病毒不需要护照，偏见才是真正的全球流行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