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色疫情中的舆论风暴，当防疫变成一场道德审判

2022年初，广西百色这座边境小城突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，不是因为它的壮美山水，也不是因为它的红色历史，而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网络暴力，当"广西百色疫情被骂"成为热搜话题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，更是一场值得深思的社会心理现象，在键盘侠的道德审判背后，隐藏着怎样的集体焦虑？当防疫变成一种道德表演，我们又失去了什么？

一、疫情突发：边境小城的至暗时刻

2022年2月4日，农历大年初四，百色市德保县在对返乡人员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例阳性，这个位于中越边境的城市，一夜之间进入紧急状态，截至2月10日，百色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43例，这座人口不足400万的城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防疫压力。

比病毒传播更快的是网络上的指责声浪，当百色疫情消息传出后，社交媒体上迅速充斥着对"百色人"的集体指责，有人批评当地防疫措施不力，有人攻击返乡人员"带毒回家"，更有人将整个百色污名化为"毒城"，一位百色网友的留言令人心碎："我们也是受害者，为什么却要承受双重的伤害？"

这种指责并非毫无来由的恶意，从心理学角度看，当重大危机出现时，人们本能地寻找"替罪羊"来缓解焦虑，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·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中指出，群体需要敌人来确认自身的正义性，在疫情这个看不见的敌人面前，具体的"责任者"成为了情绪宣泄的出口，百色，不幸成为了这个出口。

二、污名化的形成机制：从个体失误到地域攻击

网络暴力往往遵循一套可预测的"污名化剧本"，个别返乡人员未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的行为被放大为整个群体的特征；媒体对"超级传播者"的报道强化了公众的恐惧；这种恐惧转化为对一个地区的集体歧视，百色疫情中，一位返乡人员的活动轨迹被公开后，其个人隐私遭到人肉搜索，家人受到骚扰，甚至当地所有务工返乡人员都被贴上"不负责任"的标签。

这种污名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，从中世纪黑死病时期的犹太人迫害，到近代艾滋病对特定群体的污名，公共卫生危机总是伴随着社会歧视，美国社会学家欧文·戈夫曼在《污名》一书中精辟地指出，污名是社会对非常规特征的过度反应，在百色案例中，"边境地区""务工人员"这些中性特征被异化为道德缺陷的标志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部分自媒体在这场污名化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，一些账号刻意截取百色防疫中的个别混乱场景，配以煽动性标题，制造对立情绪获取流量，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，谎言已经跑遍半个网络，百色当地政府不得不辟谣数十条不实信息，但辟谣的声音总是难以追上谣言的传播速度。

三、防疫异化：当手段成为目的

在这场舆论风暴中，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是防疫本身的异化，原本旨在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防疫措施，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评判标准，那些对百色口诛笔伐的声音中，不少是以"防疫正确"自居的道德审判。

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"规训社会"的理论在此显得尤为深刻，现代社会中，权力通过制定规范来规训个体行为，而疫情为这种规训提供了绝佳理由，在社交媒体上，人们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的"防疫正确"，而对"违规者"的谴责成为确认自身道德优越感的方式，百色，不幸成为了这种表演性道德的牺牲品。

更荒诞的是，这种道德审判往往与科学防疫背道而驰，流行病学强调精准防控，而网络暴力却制造了无差别的恐慌；科学要求我们关注病毒而非受害者，而舆论场却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受害者的普通百姓，当一位百色护士因连续工作晕倒的视频下出现"活该"的评论时，我们不禁要问：这样的防疫，究竟保护了什么？又摧毁了什么？

四、重建理性：在防疫中守护文明底线

面对疫情中的舆论暴力，我们亟需重建公共讨论的文明底线，必须区分批评与攻击的界限，对防疫工作的合理监督是公民权利，但对普通民众的地域歧视则是网络暴力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芳的研究表明，危机中的群体偏见会降低整体防疫效能，因为被污名化的群体可能隐瞒行程，反而增加传播风险。

媒体应当承担起疏导而非煽动情绪的责任，在百色疫情报道中，一些媒体挖掘的暖心故事起到了积极作用：山东援桂医疗队连夜出发，百色市民自发为防疫人员送餐，这些报道让公众看到了疫情中的人性光辉，正如传播学者李普曼所言，媒体不仅反映现实，也塑造现实，选择报道什么，决定了公众看到什么样的世界。

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认识到防疫的本质是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挑战，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曾强调："我们对抗的是病毒，不是人。"百色作为边境地区，实际上为全国防疫承担了巨大压力，数据显示，2021年百色各边境检查站共查验车辆1200万辆次，检测体温3000万人次，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，不该因为一次疫情破防就被全盘否定。

回望百色疫情中的舆论风暴，我们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那句话："危机的意义在于让人不再逃避自我。"这场风暴照出了我们在重大危机中的心理弱点，也提醒着我们文明社会的脆弱性。

当疫情最终成为历史，我们希望留下的不仅是防疫经验，还有对理性、宽容的坚守，百色这座英雄城市（1929年邓小平在此发动百色起义）的精神不该被一场疫情定义，正如我们每个人的价值不该被一次失误概括，在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中，我们能否少一些戾气，多一些理解？这或许是百色疫情给我们最深刻的考题。

毕竟，病毒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而非彼此，当下一场危机来临时，愿我们记住百色的教训：防疫需要科学，也需要人性；需要力度，更需要温度，我们才能真正战胜疫情，而不失去作为人的尊严与团结。